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，不是简单做“加减法”，而是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，重在破解结构性矛盾，实现我军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，是“瘦身”更是“强体”。纵观世界军事发展史，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能固定不变，必须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而变化，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而变化。否则，再强大的军队也会落伍，甚至不堪一击。

　　2017年4月18日，习主席接见全军新调整组建的84个军级单位主官。10天之后，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，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撤销，调整组建后的13个集团军番号同时公布。就在那次改革中，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和很多移防部署部队一样，离开驻守40多年的老营盘，来到陌生的新驻地、来到离军事斗争一线更近的地方，安营扎寨、整训备战。

　　中国军队改革的大手笔、大气魄再次震惊世界：裁减军队员额30万，现役总员额减至200万；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、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，作战部队员额不减反增、更加充实；“大军区”“大陆军”的思维定式、机械化战争观念的历史惯性得以逐步改变，重兵集团、以量取胜的模式，陆战型、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被改变，部队合成化程度、作战编组和运用的灵活性显著提升。

　　如果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重在“强大脑”，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重在“壮筋骨”，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则重在“通经络”。2018年11月中旬，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拉开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“第三大战役”的序幕。

　　“军事政策制度调节军事关系、规范军事实践、保障军事发展，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，对实现‘两个一百年’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。”习主席的重要讲话，为推进改革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会议召开4天后，紧前出台的政策制度清单新鲜出炉，加强党组织建设、战区机关干部选调交流、完善驻高原海岛部队相关政策、科技创新激励、文职人员聘用合同管理、军人及其家属医疗保障等27项政策制度列入清单。

　　推进军费管理、军人工资、住房、医疗保障等方面改革，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机制，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……一系列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政策制度加紧推出，为提高部队战斗力、激发部队活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。

　　重塑再造，“大国兵阵”焕然一新

　　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，也是最好的试金石。

　　贺兰山麓，风雷涌动。世人瞩目、亮点纷呈的“西部·联合-2021”演习在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。

　　这次演习，中俄双方共派出兵力1万余人，投入多型飞机、火炮和装甲装备，进行联合防空、联合破障、联合立体夺要等数十个课目演练，两国军队在协同作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　　演习由我军主导，一改之前各自独立编组筹划，变为两军混合编组、合帐筹划，全程运用双语指挥信息系统，态势数据实现共享……

　　目睹诸多新变化，现场观摩的军事专家对中国军队的表现不禁感慨：此次演习指挥层级更扁平，作战编组更灵活，合成化、模块化程度更高。可以看出，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，生动展现了中国军队改革的新成果、新跨越。

　　回望戈壁硝烟，瞩目未来战场。短短数年间，人民军队在“新体制时间”里加速破茧蝶变：陆军机动作战、立体攻防能力显著增强，海军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，空军加速向空天一体、攻防兼备转型，火箭军不断强化核常兼备、全域慑战能力，战略支援部队全力推进关键领域跨越发展……“大国兵阵”体制一新、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、面貌一新，一支规模更加精干、结构更加优化、编成更加科学的新型作战力量正在加速崛起。

　　——指挥体制精干高效。军委—战区—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开启运转，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、中央军委。新的军委机关与原四总部相比，指挥、建设、管理、监督路径更加清晰，决策、规划、执行、评估职能配置更加合理，更加聚焦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，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、执行机关、服务机关；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，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，战区专司打仗、主营联合，军种以战领建、抓建为战；在全军主要作战部队实行军—旅—营体制，兵种作战力量得到加强，指挥层级减少，作战指挥更加扁平、顺畅，战斗编组更加合成、灵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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